2019年11月，学校正式启动了口述校史工作。5年来，我们通过访谈近百名老教授、老同志、老校友，真实记录他们经历的学校建设发展历史，再现学校发展历程，重温办学育人之路，为弘扬矿大优良传统、传承矿大精神品格贡献档案力量。2024年，《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师生校友口述访谈实录》出版，本书通过对33名学校培养的校友代表进行口述访谈，分院士篇、高校篇、 行业篇， 生动展示了师生校友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扎实有效的创新实践，展现了新时代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校友群像，再现了学校人才培养和办学发展历程。本书可供关心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建设发展的学校师生、 广大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参阅。
人物简介
彭苏萍，男，1959年6月生，江西省萍乡市人。矿山工程地质与工程物探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矿井地质和矿井工程物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注重矿井地质中物探技术研究，以及煤矿精细地质构造、灾害源探测技术与装备研究和工程应用。近年来，又开辟氢能源与燃料电池技术研究方向。1988年获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6年晋升为教授；1997年入选煤炭工业部煤炭普通高校跨世纪学术带头人；2000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0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问
访谈组: 可以简要介绍一下您来咱们学校北京研究生部求学前的学习经历吗？是什么让您和煤田地质专业结缘的呢？
彭苏萍: 我是1978年考入大学的，“文革”之后全国统考，考到淮南矿业学院（现安徽理工大学），就读于地质系煤田地质专业。其实在上大学之前我学了几年医学，报考了医学院，但被矿业学院录取了，当时如果不按照录取志愿就不能上大学，因为在那个年代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能够上大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按照录取志愿选择了煤田地质专业。本科毕业之后我在淮南矿业学院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问
访谈组: 1985年至1988年您在北京研究生部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时间让您印象深刻的事吗？
彭苏萍: 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依然很勤奋，于1985年8月考到北京来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博士研究生很少，我们心中还是充满自豪感的，学校给我们的待遇也很好。当时陶龙光老师是北京研究生部的党委办公室主任，我是博士班班长。班上的外地同学如果想回家，我都可以找陶老师说我们班有同学家里经济比较紧张，来回的路费不够，他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所以我们同老师之间的感情非常好。当时学校有两个面包车，我们博士研究生都能申请用面包车去火车站拉标本，足见对我们的爱护。当时北京研究生部主任是周士瑜老师，他家住在甘家口，每天上下班都是骑着自行车来学校。我们当时任何一个博士研究生，有事都可以找周士瑜老师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还有党委书记徐有恒老师和研究生部的领导都对我们很亲切，他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应该说我们当时在学校感受到很多关心和关爱。来到北京读博士研究生我感受最深的有三点：第一是这里没有门户之见，老师和学生做学问更加专注。第二是老师对我们的教育方式比较开放，我们以前是资源共享，老师会让我们去武汉地质学院（北京校区）（1987年后改称中国地质大学）上这门课，去北京大学上那门课，像我就在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生部上的第二外语俄语课。而且我还认识了很多其他学校的老师，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这些都得益于学校开放的教育环境。第三是老师们都非常朴实，师生之间的感情非常亲密、深厚。我在北京研究生部学习期间，我的导师韩德馨老师、张鹏飞老师过节时或家里有好吃的都会邀请我到家中做客吃饭。
问
访谈组: 您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主要是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呢？那段时间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对您日后的工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彭苏萍: 我们的工作就是做科研，教学工作不多。这段时间加强了我的自学能力，以及对研究方向的把握能力。我们当时学习很主动，知道怎么去学，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我本科学的是地质，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专业转向沉积学。到了1988年左右，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快，煤炭开发越来越多，我就调整方向做矿井地质，对矿井地质与工程结合的关注较多，也就是根据产业的发展，研究方向与煤矿结合比较多，做煤矿方面的工作了。随着矿井地质工作要解决煤矿怎么探得准、探得精的问题，我的方向也转为地球物理。所以我时时刻刻根据国家的需求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发自内心地想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调整研究方向和专业并非易事，交叉学科看起来很好，但实际过程中有很多困难，争取外界支持不容易。我的博士生导师韩德馨先生研究煤岩学和地球化学，张鹏飞老师研究沉积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转向研究矿井地质，后来转换成物探。之前我们学校没有矿井地质方向，但我坚持要做，两位导师还是一样支持，支持我去开拓、调整。实际上我在老师们的关心、关怀之下选择的科研道路目前看来是正确的。后来我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时是地球物理方向。这就是社会发展给我们创造的机会。所以我以前多次在学校开设的讲座中，给大学新生们讲：“人实际上在整个国家的大系统下是很渺小的，只有适合国家的需求，才能得到发展。”我的经历是：上大学前学医，上大学后本科时学地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时又搞沉积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又搞矿井地质地球物理，每一步都紧紧抓住国家的需求而切实努力。这也是我经常对大家讲的话：“一个人的成才靠的是国家的需求，针对国家需求去努力比自己的聪明才智更重要。”
问
访谈组: 我们知道做科研工作并非易事，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您觉得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应该坚持哪些科研精神？
彭苏萍: 解决问题，一是要聚焦，沉得住气。研究工作不是一时一会儿就能做成的，不是光靠想象的。像我做煤田高分辨三维地震勘探技术，我们基本经过20年的沉淀，才在全国形成优势。我们在地质雷达装备方向的研究，从1995年开始，也是做了20多年，现在才谈得上有一点点体会。所以不能浮躁，要沉得住气。二是要坚持。所有的工作都是贵在坚持，而且不要被外界左右。我们要在扩展知识的过程中学会思考，理清楚之后不要轻易怀疑自己。我拿的第一个国家奖是煤层顶板稳定性的预测成果，是我们对煤矿研究的内容，实际上我当时向有关部门申报过项目，但都没能成功。虽然经历多次申报失败，我仍然认为这个事值得做，后来终于我们拿到了第一个国家奖，并被认为方法可行。因此在早期的奋斗过程中遇到困难不要怕，不要退缩，要坚持。三是要掌握一套科学的方法。我当时做煤矿顶板灾害预测的研究，有的老师觉得我做的东西太危险了，有人不敢下矿井。我说没有这么可怕，做工作需要掌握一套科学的方法，要掌握情况，而不是蛮干，否则到一线你就没有底气。所以我为什么出差多，因为我做所有的项目都要到现场，我坚持做科研一定要到现场去。看过现场之后，如果你是个爱分析的人，就能找到一些规律。早期煤矿事故较多，现在我们煤矿开展大型机械化开采之后，解决了一系列安全技术难题，煤矿是安全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是要有献身精神的。我们学校的好多老先生一心扑在事业上，像金奎励先生70岁时学校让他退休，他都不愿意退休。他说：从他入党那一天开始他就认为已经把自己交给党了，怎么能让他退休？所以说，这种传统和精神一直都在鼓励我努力工作。
问
访谈组: 大规模煤炭开采造成矿区生态的严重破坏，我们地质人可以做哪些工作来保护生态呢？
彭苏萍: 关于生态的问题，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煤炭开采重心已经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我前不久写的一篇文章，讲了钱鸣高院士指导我做西部矿区的生态修复。钱院士有非常高的境界，他提出了绿色开采的理论，要我带头去做煤矿的生态修复。他说因为我搞地质，我懂得这方面规律。在这个方面，我感觉到钱院士是站在非常高的位置来指导我们解决问题的。我们在生态修复上也确实做了很多努力，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及新疆，都有我们大面积在研的示范科研项目，也有很多合作开展的项目。我们在不断交流与学习中进步。比如，我们针对鄂尔多斯盆地地质结构与生态环境特点，主持的神华集团重大项目“神东矿区现代煤炭开采技术下对地下水资源和生态影响规律研究”、陕煤集团重大项目“陕北煤矿区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及生态重建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及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政府重大攻关项目“鄂尔多斯矿区水资源保护与生态构建的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都推动了能源开发与环境修复的和谐主动式发展。
问
访谈组: 2020年《中国科学报》报道了您关于黄河流域煤矿区生态修复的重要论述，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什么呢？您建议黄河流域煤矿区生态修复的路径是什么呢？
彭苏萍: 202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重点讲了水沙调控的问题，我就提到水沙调控可能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还需要考虑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的关系。我提出建议，黄河流域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差异巨大，管理部门繁多，协调机制薄弱，需多部门联手协作。黄河流域不同区域的煤炭开采导致生态损毁的特征和机理有很大差异，采用的修复措施也大不相同。后来有关部门找我进一步了解建议，并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可以说为报告提供了一点素材。以前中央关于黄河流域的范畴是70多万平方千米，现在变成了将近130万平方千米，扩大的面积就是将很多煤矿区都放到里面了。所以说，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们做生态系统修复不能一刀切，现在我们也牵头和有关地方做了很多与黄河流域有关的规划项目。
问
访谈组: 您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资深专家，能不能简单谈一谈我们煤炭开采和利用的未来前景呢？
彭苏萍: 一是我们现在要做煤炭的全产业链。只有做全产业链，才能看到今后煤炭发展的趋势。我们认为，煤炭在中国的能源产业里面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二是我们要找准在煤炭全产业链的过程里，社会关注的东西是什么？2003年以前人们关注煤矿安全的问题，2010年以后我们关注的是煤矿开发过程中对生态破坏的问题，现在我们关注的是煤矿利用过程中的二氧化碳问题。我们国家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重点实验室包括我们整个课题组还是以国家对煤炭的需求来考虑我们研究工作的重点的。煤炭行业的安全指标，从2003年的百万吨6.7左右的死亡人数降为现在的百万吨0.044左右的死亡人数，安全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煤矿机械化的水平也已经大幅度提高。现在一大批年产千万吨的矿井应运而生，而且有一些矿井，比如年产将近680万吨的黄陵一号矿井，一班最少只需要3个人就能正常运行。经过这20年的努力，煤矿已经向机械化或者少人化发展了。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生态修复上，尤其在西部的煤矿区生态修复方面提出了我们的思想和主张，得到了很多地方政府的采纳，切实把绿洲建在矿区，我们学校在西部矿区建成了很多生态修复示范区，这是我一直感到很自豪的地方，做的工作有成效。近20年来，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了对二氧化碳的研究，开辟了燃料电池发电的研究领域，提出二氧化碳资源化转化的主张，目前已纳入怀柔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内容。我带领的团队目前研究三个方向：一是结合煤矿智能化开采，重点抓透明地质技术，通过减少无效开采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二是抓生态修复，用植被吸收二氧化碳，我们煤炭生产是可以做到负碳的;三是做燃料电池技术研究，把二氧化碳整体资源化利用，提升发电效率，解决煤炭利用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所以说，煤炭的开发和利用，都要同国家和地方政府、行业的需求结合在一起，才会有生命力。
问
访谈组: 请您谈谈当下我国清洁能源研发利用的技术路线和难点。
彭苏萍: 传统能源的最大问题是碳排放，如果能够将二氧化碳消解、转化，就能为中国的能源革命和能源转型走出一条新路子。要真正实现二氧化碳转化，我们有短期的目标，有长期的目标，就是为整个煤炭的清洁高效做一个模式出来，做到不排放，并转化成有用的东西，如化工原料，二氧化碳转化成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转化成甲醇。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这样今后在煤炭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二氧化碳就不是一个约束，而是一个重要的原料。另外，进行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互补组合，开发生态加煤电气风光氢储多能互补系统，发展高效调峰储能技术，可以促进能源结构变革，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将大大促进现代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引领示范作用。“十三五”期间我们团队完成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CO2近零排放的煤气化发电技术”，建成了国内首个兆瓦级煤气化燃料电池（IGFC）试验基地，研制了国内首套百千瓦级IGFC系统，探索了煤炭清洁高效发电新路径。我们的长期目标是，把发电的效率从现在的40%左右提高到60%，用5年左右时间做出一个10兆瓦的系统来，那么就能推广到社会了，进行科研成果转化。
问
访谈组: 您认为当代青年学子应当树立怎样的抱负呢？
彭苏萍: 我以前一直在努力学习，到现在为止也在努力学习，而且我常常对学生讲的一句话是：不要相信权威，要相信科学。在科学方面是人人平等的，这是我的信仰。大家可以在技术问题上向我提意见，我也愿意同大家一起探讨科学。我希望年轻人，要把自己的事业、把自己的前途，同国家的需求、行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努力学习，并同国家需求接轨，才会建功立业。这也是我一贯的理念。
特别鸣谢——彭苏萍院士对本稿的亲自审定和大力支持！
来源：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